“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按照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2.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曹丕称帝后，采纳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具体内容是通过品评，将士人分为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者，将被推荐到各级行政机构中去做官。九品中正的实行结束了两汉以来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3.三省六部制

隋唐时的中央官制。三省是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务、户部主户口赋税、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和刑狱，工部主水路工程。各部长官均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三省分权改变了以往宰相一人执掌大权的状况，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4.唐玄奘

唐代高僧。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 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多部。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所见所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传说，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5.刘知几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著名史学家，江苏彭城（今徐州）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景龙二年（708），因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而于景龙四年（710）成书。《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39篇，外篇13篇。其中，内篇的3篇北宋已佚，全书现存49篇。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作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他还特别提到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为当时人所称道，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史通》堪称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的开创性著作，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6.南宋行在（略）

7.督抚

明、清总督和巡抚的合称。因总督、巡抚均为省级长官、地方大员，故在行文中和称呼上常合称为“督抚”。督抚在明代时为临时派遣，清代时则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督抚统辖一方，权力很大，清代前期和中期，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康熙时，汉人任督抚者“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大多仍为满人。太平天国革命后，汉人任督抚者有所增加。为使总督和巡抚相互制约，一些地区总督、巡抚并置，甚至同驻一城，其事权不一，十分混乱。督抚制度加强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

8.古今图书集成

清代官修类书。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时陈梦雷原编，雍正时蒋廷锡等奉敕校勘重编。该书收集了上起先秦，下至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科举、文化艺术、禽虫草木、农桑渔牧、医药偏方等，并有图表6000余幅，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年）武英殿以铜活字印成64部，为最初版本。

9. 傅兰雅

英国传教士。1861年到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入北京，受聘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66年起担任江南制造局编译。1875年兼职主编发刊《格致汇编》，1885年又兼办格致书院。1896年赴美任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在华30余年，先后译出英文原著143种；赴美后又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书14种。是近代外国人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最多者。著有《中国教育名录》《中国留美学生获准入学记》等。

10.国民党改组派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权利之争更加激烈，其中以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同年5、6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改组派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反对派，在削弱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力量方面起了某些作用。

二、简答题

1.两汉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一） 西汉时期。

（1）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 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第一次要联合大月氏，第二次要联合乌孙。当时匈奴在西域势力很大，大月氏、乌孙不想再回原地，所以张骞原定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对六七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向武帝做了详细汇报。第二次出使到达了乌孙，并派助手到达许多国家。他回来时带了几十名乌孙人到长安，这是西域派使者第一次到中原来，受到隆重接待。不久，张骞的助手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一起回到长安。从此，西域不断派使到长安，西汉也遣使到西域各国去，每批数十至数百人，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2）西域都护。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控制了西域北道。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仍驻乌垒城。自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的疆域，归西域都护统辖。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确立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匈奴基本上撤出了西域。

（二）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窦固等率兵大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窦固派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波斯湾），未过海而还。甘英是我国古代继张骞的副使之后到达西亚的使节，为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

2.汉唐文明异同比较

（一）相同之处：

首先，这两个王朝建立之前，都有着一个短暂的统一的王朝，并且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分裂。而他们都是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的一方霸主，最终统一天下。两朝都汲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的政策，才能得天下，得民心。两朝的都是在一翻战乱后建立，百姓伤亡破多，农业生产破坏严重，人口极度减少。所以两朝前期的几个君主都是采用了修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生产，减少赋税，增加人口。比如汉朝的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道家无为的思想开启的“文景之治”。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凭借前期这两个“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

汉代全盛时汉代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中国到西亚及欧洲、非洲交往的通道，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同世界紧密相连。先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虽然是为了北击匈奴，保护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生产，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同外国的贸易，民族融合。中国内地的丝绸、铁器、陶瓷等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地区，西域的农作物、文化艺术也传入了中国。而到了唐代，丝绸之路有了更大的发展。唐代著名僧人玄奘，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带回了650多部佛经。唐代的造船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船更加坚实牢固，经得起更大的风浪，以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对外交流更加频繁。

两个朝代在经济的全盛时期也是军事的全盛时期。汉代鼎盛时期的一代君王汉武帝北击匈奴，取得巨大的成功，他连衡西域各国，内外夹击匈奴，基本遏制了匈奴对中原的侵略。武帝还出兵西南夷和东北、东南各民族地区，开广三边，设置郡县。将西汉王朝推向顶峰。而唐朝，更是将军事发展到鼎盛，由于东突厥扰乱唐代边境，太宗朝遂发兵反击，灭东突厥。高宗时继续对周边各族主动用兵，当玄宗开天极盛之时，疆域“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汉唐全盛时的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可见，在军事上，两朝无疑都是一个全盛的时代。

两朝的历史鼎盛，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自不必说。对世界的影响无论从版图的奠定，还是从经济文化成就及其相应的国际地位，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族、汉语，作为指代华夏民族及其语言文字的称谓；唐人、唐装，作为中国人一种自豪的称呼，自汉唐以来行用至今，表明汉唐文化具有超越一朝一代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二）不同之处：

汉代只是采用皇帝征召，举孝廉等制度，而唐代已经有我完备的科举制度，有乡试，殿试，武举等，武则天甚至还创造了自荐的制度，为后来的盛唐选拔了大量的人才。为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显然，唐朝的制度比汉代要先进很多。至于征兵制度，汉代和唐代亦有所不同，汉代采用的是征兵制，而唐代玄宗时则变成了募兵制，彻底取代了征兵制度。两代文化上也有所差异，汉代时流行的是道教，汉武帝晚年更是迷恋道家的修仙炼丹之法。而武则天原来是在寺庙出家的，所以对佛教十分信奉。那时候的唐朝是寺庙繁多香火鼎盛，甚至和官府争夺劳动力和田地。以至于后来唐玄宗不得不开展禁佛运动，大量裁汰僧尼，以便恢复生产。

3.宋与明中央中枢权力机关的变迁及其影响

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明初，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不久，太祖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丞相和地方行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十三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4.论述1956-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一）《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二）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2）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3）对我国在一五期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进行了探索。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肯定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走工农业并举等工业化道路，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速度，没有注意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

（四）大跃进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企图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一次尝试、实践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大跃进”，反却导致了挫折，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的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导致失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大跃进”运动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建设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次，“大跃进”运动说明企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快速发展生产力是不切合实际的。再次，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稳步和协调发展。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实际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为方针是在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它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八字”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的错误做法，但对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仍然认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工业生产规模过大、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仍然认识不清。

（七）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 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因此，七千人大会对经验教 训的总结、错误的纠正，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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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告缗

“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按照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2.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曹丕称帝后，采纳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具体内容是通过品评，将士人分为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者，将被推荐到各级行政机构中去做官。九品中正的实行结束了两汉以来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3.三省六部制

隋唐时的中央官制。三省是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务、户部主户口赋税、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和刑狱，工部主水路工程。各部长官均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三省分权改变了以往宰相一人执掌大权的状况，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4.唐玄奘

唐代高僧。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 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多部。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所见所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传说，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5.刘知几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著名史学家，江苏彭城（今徐州）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景龙二年（708），因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而于景龙四年（710）成书。《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39篇，外篇13篇。其中，内篇的3篇北宋已佚，全书现存49篇。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作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他还特别提到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为当时人所称道，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史通》堪称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的开创性著作，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6.南宋行在（略）

7.督抚

明、清总督和巡抚的合称。因总督、巡抚均为省级长官、地方大员，故在行文中和称呼上常合称为“督抚”。督抚在明代时为临时派遣，清代时则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督抚统辖一方，权力很大，清代前期和中期，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康熙时，汉人任督抚者“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大多仍为满人。太平天国革命后，汉人任督抚者有所增加。为使总督和巡抚相互制约，一些地区总督、巡抚并置，甚至同驻一城，其事权不一，十分混乱。督抚制度加强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

8.古今图书集成

清代官修类书。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时陈梦雷原编，雍正时蒋廷锡等奉敕校勘重编。该书收集了上起先秦，下至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科举、文化艺术、禽虫草木、农桑渔牧、医药偏方等，并有图表6000余幅，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年）武英殿以铜活字印成64部，为最初版本。

9. 傅兰雅

英国传教士。1861年到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入北京，受聘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66年起担任江南制造局编译。1875年兼职主编发刊《格致汇编》，1885年又兼办格致书院。1896年赴美任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在华30余年，先后译出英文原著143种；赴美后又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书14种。是近代外国人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最多者。著有《中国教育名录》《中国留美学生获准入学记》等。

10.国民党改组派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权利之争更加激烈，其中以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同年5、6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改组派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反对派，在削弱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力量方面起了某些作用。

二、简答题

1.两汉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一） 西汉时期。

（1）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 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第一次要联合大月氏，第二次要联合乌孙。当时匈奴在西域势力很大，大月氏、乌孙不想再回原地，所以张骞原定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对六七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向武帝做了详细汇报。第二次出使到达了乌孙，并派助手到达许多国家。他回来时带了几十名乌孙人到长安，这是西域派使者第一次到中原来，受到隆重接待。不久，张骞的助手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一起回到长安。从此，西域不断派使到长安，西汉也遣使到西域各国去，每批数十至数百人，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2）西域都护。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控制了西域北道。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仍驻乌垒城。自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的疆域，归西域都护统辖。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确立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匈奴基本上撤出了西域。

（二）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窦固等率兵大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窦固派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波斯湾），未过海而还。甘英是我国古代继张骞的副使之后到达西亚的使节，为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

2.汉唐文明异同比较

（一）相同之处：

首先，这两个王朝建立之前，都有着一个短暂的统一的王朝，并且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分裂。而他们都是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的一方霸主，最终统一天下。两朝都汲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的政策，才能得天下，得民心。两朝的都是在一翻战乱后建立，百姓伤亡破多，农业生产破坏严重，人口极度减少。所以两朝前期的几个君主都是采用了修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生产，减少赋税，增加人口。比如汉朝的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道家无为的思想开启的“文景之治”。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凭借前期这两个“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

汉代全盛时汉代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中国到西亚及欧洲、非洲交往的通道，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同世界紧密相连。先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虽然是为了北击匈奴，保护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生产，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同外国的贸易，民族融合。中国内地的丝绸、铁器、陶瓷等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地区，西域的农作物、文化艺术也传入了中国。而到了唐代，丝绸之路有了更大的发展。唐代著名僧人玄奘，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带回了650多部佛经。唐代的造船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船更加坚实牢固，经得起更大的风浪，以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对外交流更加频繁。

两个朝代在经济的全盛时期也是军事的全盛时期。汉代鼎盛时期的一代君王汉武帝北击匈奴，取得巨大的成功，他连衡西域各国，内外夹击匈奴，基本遏制了匈奴对中原的侵略。武帝还出兵西南夷和东北、东南各民族地区，开广三边，设置郡县。将西汉王朝推向顶峰。而唐朝，更是将军事发展到鼎盛，由于东突厥扰乱唐代边境，太宗朝遂发兵反击，灭东突厥。高宗时继续对周边各族主动用兵，当玄宗开天极盛之时，疆域“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汉唐全盛时的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可见，在军事上，两朝无疑都是一个全盛的时代。

两朝的历史鼎盛，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自不必说。对世界的影响无论从版图的奠定，还是从经济文化成就及其相应的国际地位，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族、汉语，作为指代华夏民族及其语言文字的称谓；唐人、唐装，作为中国人一种自豪的称呼，自汉唐以来行用至今，表明汉唐文化具有超越一朝一代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二）不同之处：

汉代只是采用皇帝征召，举孝廉等制度，而唐代已经有我完备的科举制度，有乡试，殿试，武举等，武则天甚至还创造了自荐的制度，为后来的盛唐选拔了大量的人才。为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显然，唐朝的制度比汉代要先进很多。至于征兵制度，汉代和唐代亦有所不同，汉代采用的是征兵制，而唐代玄宗时则变成了募兵制，彻底取代了征兵制度。两代文化上也有所差异，汉代时流行的是道教，汉武帝晚年更是迷恋道家的修仙炼丹之法。而武则天原来是在寺庙出家的，所以对佛教十分信奉。那时候的唐朝是寺庙繁多香火鼎盛，甚至和官府争夺劳动力和田地。以至于后来唐玄宗不得不开展禁佛运动，大量裁汰僧尼，以便恢复生产。

3.宋与明中央中枢权力机关的变迁及其影响

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明初，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不久，太祖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丞相和地方行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十三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4.论述1956-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一）《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二）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2）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3）对我国在一五期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进行了探索。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肯定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走工农业并举等工业化道路，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速度，没有注意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

（四）大跃进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企图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一次尝试、实践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大跃进”，反却导致了挫折，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的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导致失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大跃进”运动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建设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次，“大跃进”运动说明企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快速发展生产力是不切合实际的。再次，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稳步和协调发展。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实际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为方针是在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它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八字”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的错误做法，但对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仍然认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工业生产规模过大、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仍然认识不清。

（七）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 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因此，七千人大会对经验教 训的总结、错误的纠正，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